苦难绝非成功的充分条件，坦然承受是面对苦难的无奈抉择，从本质上就没有大肆宣扬的必要。
我们对“苦难美学”有难以抵挡的执念。换而言之，我们大都热衷于欣赏社会现实或影视作品里上演的灾难，更热衷于借助文学的夸张表现力把苦难者的精神品质和人性魅力吹捧得神乎其神。这是很好解释的：我们都经历过“未曾结果”的挫折，对消极情感颇能产生共鸣，因此我们总期待着要以某种形式体验“命运的扭转”-哪怕只是旁观也能燃起我们生活的激情。这是与生俱来的、对善和美的追求。但当理性的赞美泛化为从众的吹捧，苦难的传播价值就有待商榷了。
鸡汤作家写苦难，爱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却总要略去前文所写“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苦难绝非成功的充分条件，坦然承受是面对苦难的无聯奈抉择，从本质上就没有大肆宣扬的必要。孙子不膑脚未必修不成兵法，
246不韦不迁蜀未必撰不出《吕览》。将成功当作必然结果来鼓吹坚毅，无疑是把特例的历史情境写作普适的实践标准，就算激发起失意者的斗志怕也只有短暂的效用。
毋庸置疑，苦难在部分情境下确能升华精神品质、彰显人性魅力、增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人摆脱生命的庸碌;更多数的苦难只有降低社会阶层、消磨尊严的副作用，却被个别教育者和领导者过度美化-于情，主流价值取向坚决抵制“不思进取”的规避和撤离，盲目认同所谓“一往直前”的奋斗观。值得注意的是，屈原放逐后立身高远俯瞰昏君愚昧，并未否定其放逐前的贤明;左丘失明后著写《国语》，同样是基于先前文学史论的深厚积累。苦难很难教会登徒浪子悬崖勒马，其本身客观地表现为物质的剥夺或精神的挫，个体能否“后勇”不由之决定。于理，由苦难引发的成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齐全，且往往要历经岁月后才能体现具体的价值。文王能潜心推演《周易》，定然没有“牢霸”纠缠骚扰;仲尼能作《春秋》，想必生活也没颠沛流离到濒死的地步。人“贪生恶死”是本性，苦难固然有其价值，在逆流而上前也需谨慎考量为此而做的牺牲值不值当。
从众吹捧苦难更导致某种喜剧性的怪象：我们很少在媒体报道里听说苦难者有多绝望，就算有，也是一笔带过后开始歌颂英雄的丰功伟绩，对苦难的根源则只字不提。各类媒体曾争先报道十二岁“最美环卫工人”的故事，小女孩代替病假的母亲扫街的画面使网友纷纷点赞，却没人反思事件背后环卫工人薪资保障的问题。中央电视台曾把“感动中国”的奖项颁给苗家赤脚医生李春燕，“无私奉献”四字定论便掩盖掉农村医疗建设的漏洞。
这也就把面对苦难的态度推广到更群体性心理的症结。仅就个人而言，保持旁观者的冷静是根本的对策。苦难得其名自然有其道理，一切以己度人的主观判断在直接受害者看来未免荒诞，更谈不上苦难“美”学了。没有亲历过苦难又怎有资格去妄议，施一点同理和共情就足矣。